滿月

          ◎扮演上帝︰20世紀中國激進思想中人的神化（上）--作者：張灝 st1\00003a*{} table.MsoNormalTable {font-size:10.0pt;font-family:"Times New Roman";}◎扮演上帝︰20世紀中國激進思想中人的神化（上）--作者：張灝 2010-07-18 服從神何不服從己，己即神也，己以外尚有所謂神乎？---（《倫理學原理》批注） 毛澤東(1893-1976)于1918年寫下上面這段文字時，他正要從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畢業。這段文字不僅富有文化啟示，而且也富有政治預言的意 義。同時，這段文字也透露出五四時期思想氣氛的重要一面。後來當毛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，這一段文字也同樣預示著他個人在政治風格上的一些顯著的特色。 首先，這一段文字表達了廣布在五四時期知識分子的一個普通觀念，那就是人的神化( deifiation of man )。就五四時期的激烈反宗教的思想氛圍而言，“神化”一詞似乎顯得極不相稱。因為，反宗教的思想產生于當時盛行的科學主義心態，而這一心態認為，只要提到 神就是迷信。但我們經常忽略了，當時許多反宗教的看法，常常含藏一個更重要的宗教信念︰萬能的人類現在可以取代神靈，成為宇宙的主宰。 這樣的信仰究竟從何而來？部分來自中國傳統。現在已有學者指出，五四新文化運動反傳統的趨勢，其實與歷史傳統有延續關系 辦公室出租。為了明了其間的延續性，我們必須 先注意到一項事實，那就是中國傳統思想中的三支主要潮流都有一個基本觀念︰人類的內在自我含有神性，而且經由道德或精神修為，人可彰顯天賦的神性，進而神 格化。此一信念是以“天人合一”的精神觀作為基礎，而此一精神觀則是儒道二家思想的核心。雖然原始佛教教義並不標舉此一信念，可是大乘佛教在中國發展之 後，它的核心思想卻與此信念頗有類同之處。因此，既然大多數五四知識分子在年輕時代都曾受過不少的傳統教育，上述人有天賦神性的看法，很自然就隱存于五四 的思想背景之中。 毛澤東本人即為顯例。當1915年《新青年》創刊開啟五四新文化運動之時，年甫22歲且身為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學生的毛，很快地成為該刊的忠實讀者。 1918年從學校畢業後，毛旋即投入風起雲涌的新文化運動的各類運動，包括編輯刊物、組織學會和發起社會與政治抗議活動。就這樣，從五四早期開始，毛澤東 逐漸變為一位典型的激進知識分子。 不可忽略的是，毛曾深受儒家式的傳統教育。從他後來的回憶以及年輕時所遺留下來的紀錄判斷，我們現在知道毛澤東除了精讀儒家基本典籍如四書、五經之外，也 曾涉獵一些宋明理學的 小額信貸主要文獻，像是朱熹的《近思錄》與《朱子語類》等。因此，毛的基本人生觀有著儒家深刻的烙印，是無足驚異的。 宋明理學“天人合一”的觀念，即是這種人生觀的重要成分之一。根據朱熹(1130-1200)所言︰宇宙間萬事萬物均有其終極根源，稱為“太極”、“理” 或“道”，而它們存在于每個人的內在本性中。透過毛當 時的 老師、後來的岳父楊昌濟(1871-1920)的影響，毛基本上承襲了此一傳統的信念，雖然他並 未明顯地套用傳統的詞匯。他早年曾說過這樣一段話︰“夫本源者，宇宙之真理。天下之生民，各為宇宙為一體，即宇宙之真理，各具于人人之心中”(根據這種思 想，他曾一度以典型理學家的口吻，宣稱“實體即我”（the reality is self ）“我即實體”（self is the reality ） 。 所以，毛從儒家思想獲得對人之自我的道德與精神潛能的無限信心，相信透過修為凡人可以成為聖賢。根據他的看法，所謂，’.聖賢”即是一位通曉宇宙的大本大 源，並因而具有對過去、現在及未來超凡的洞察力，且能借此探悉天地奧秘之人。顯然在毛的心目中，聖賢是指透過道德精神上的努力而成就的“超人”。 郭沫若(1892-1978 )也是一位知名的五四知識分子。他的例子也能幫助我們了解， 土地買賣人有神性潛能這一信仰的傳統根源。郭氏早年受到莊子道家哲學和王陽明心學的影響，特別為二者的 泛神論所吸引，因而相信萬物包括人類均含有神性。在五四前期留學日本期間，他便察覺到這種深具中國傳統特征的泛神論和西方有所不同。誠如郭在1921年的 一篇文章中寫到︰猶太教的傳統相信上帝創造了人和世界，中國傳統顯然與此有別。在中國傳統中，創造天地萬物者是人類而非上帝。“事實上”，他說，“按照中 國傳統的看法，人即是神”。盡管當時郭氏反傳統的看法已日益滋生，此文所表現的激進的人本主義，卻正是來自中國傳統。 毛和郭所代表的思想背景並非五四時代的例外。在他們之間確實有許多人宣稱自己是反傳統主義者，很想要否認和傳統文化之間的關系，但事實證明傳統卻對他們的 影響常在不知不覺之間，而非他們可以任意超越。傳統的“天人合一”信仰可以再作這一方面的例證。以當時科學主義之昌盛，我們總以為許多五四知識分子會放棄 此一傳統信仰，相當有趣的是，在他們的文字之中仍能發現不少這一信仰的蛛絲馬跡，包括激烈倡導反傳統的陳獨秀 (1879-1942 )、李大釗(1889-1927 )、高一涵( 1884-1968)與易白沙(1886-1921)等。由此可見，我們必須認識“人的神化”這一傳統思想的?結婚W源，才能深人理解五四時期激進的人本主義之 本質。 雖然來自傳統的天賦神性觀念相當重要，畢竟這也只是五四時代對人性的過度自信的部分根源而已，其他根源則來自所謂的西學。史華慈(Benjamin Schwartz)曾指出，嚴復是中國第一代知識分子(1985-1911)的一位典型人物。他對近代西方的“浮普精神”非常傾倒。此種傾倒為五四知識分 子所承襲，也助長他們對人性產生荒誕式的樂觀信念，讓他們相信如果人性潛力得到完全的發展，人就可以取神而代之。我們可以說︰中國傳統給五四思想帶來道德 及精神的人性可以神化這個觀念，在西方的“浮普精神”的影響之下，延伸至自然人性的領域。 這種“浮普精神”最初見之于毛澤東就讀于長沙師範時期的著作。他年輕時發表的第一篇文章《體育之研究》(《新青年》三卷二號，1917年4月)，便通篇對 自然人的原始活力充滿著贊頌。他當時曾經說過這樣的話︰“與天爭，其樂無窮。與地爭，其樂無窮。與人爭，其樂無窮”這種觀念即是在肯定人之神性的思想背景 下形成的。 類似的想法也出現于郭沫若早期的作品6如前所論，青年時代郭沫若也曾將他的泛神論信仰歸諸于道家哲學和陽明心學。但在郭的泛神論之中，傳統的“天人合一” 信仰也摻和著郭所讀過的西方浪漫文學，尤其是惠特 裝潢曼(Walt Whitman，1819-1892)與歌德(Johann Wolfgang von. Goethe，1749-1832)的思想，因而此後郭氏泛神論中，即呈現浮士德式自我神化的形象。在五四時代郭所寫的散文和詩里，“自我”有時會被認為 具有超人的力量，從事于一場龐大的改造宇宙的奮斗。 在五四末期，胡適也在一篇為人所熟知的贊揚近代西方文明的文章中，提出這種對于人之形象的過分膨脹的看法。 根據他的看法，近代西方有幸對人有一種特殊的洞見︰相信人靠科學理性，可以變得萬能。胡氏說，近代西方人因此能夠“勘天縮地”，並且建造“人世的天堂”。 他指出，現代西方的龐大動力來自他所謂的“人化的宗教”。他這個“人化的宗教”的觀念顯指西方近代文明相信科學可以把人神化的信念。 對于人的形象，陳獨秀大致也有類似科學主義的看法。提倡以科學崇拜來取代宗教，是他的科學觀的一部分。當然，這項理念的基礎來自近代西方的實證主義信念。 實證主義者相信科學是客觀真理的寶庫，科學因此應該取代愚弄人民的宗教迷信。但同樣重要的是陳氏對科學萬能的看法，他認為人既能發明萬能的科學，就應該取 代上帝而成為宇宙主宰﹝1﹞。 所以，就促進五四思想文化中“人的神化”的動因而言，來自近代西方文化的比重，可以說和中國傳統不分軒輥。然而就在探索這激進的?室內裝潢H本主義時，我們不僅要認 清其思想根源的二元性，而且還要認清五四時期“人的觀念”中所存在的一種吊詭性︰人的“自我”同時有被無限地放大和縮小的可能。一方面，我們看到對個.人 “自我”’特別的重視，另一方面，仔細觀察之下，“自我”消融于群體之中。的確，在五四“人的神化”的思想表面下往往多指群體而非個人，多指“大我”而非 “小我”。 我們可再舉青年毛澤東對“自我”的觀念為例。我已經說明毛的思想受儒家“天人合一”的信仰所影響，這種信仰含有二元的“自我”概念，即內在本質的自我和外 在形體的自我。毛曾引用孟子的思想，稱前者為“大體”或“貴我”與後者為“小體”或“賤我”。在五四時期盛行的西方個人主義沖擊之下，此二元的自我概念是 將個體自我(individual self )與終極實體連結在一起，因而有朝個人主義發展的趨勢。毛澤東在長沙求學階段的晚期思想便透露此一趨勢。本文起首所引用的毛澤東語句，就是寫于此一時期。 這一發展趨勢曾在五四時期他的思想中出現。他稱之為“精神的個人主義”。 由于這種思想，他曾把個人自我與宇宙的精神根源等同起來，也因而強調個人超越任何群體。正由于這“精神的個人主義”根植于儒家二元“自我”與“天人合一” 的觀念，毛此處對個人價值的闡揚有其暖昧性與脆弱性。最根本的原?土地買賣 ]，在于儒家傳統有個超越內化的傾向?將超越的“道”或“天道”與天地萬物包括國家社櫻餃 接起來。這反映傳統思想的超越意識未能充分發展，其結果是超越意識的腰斬與架空。也就是說，儒家思想產生一種傾向，將內在的、本質的自我(essen- tial self )，等同于或混同于社會整體或集體之我(collectiveself)。因此這一傾向往往強調了社會或集體的神聖性，而同時卻犧牲了經驗的個體自我的價 值。這可以說明，為何五四時期的毛澤東“精神個人主義”曾使他先拒絕贊揚無私之全體(selflesswhole)的觀念，最終卻又回到為全體而犧牲個體 (self )的觀念。 同一傾向也見之于當時許多其他知識分子的文字，如前面提到的李大釗、陳獨秀、高一涵、易白沙、高語罕等人，他們一方面肯定自我的價值，而暗藏于其論述背後 者，則是程度不一的精神個人主義(spiritual individualism )。 即使是胡適?五四時期自由個人主義(liberal individual）最主要的代言.人?的“自我”概念中也帶有一些“精神的個人主.義”。他也接受由來已久的區分“大我”與“小我”的看法，並認知 “大我”為社會的全體，而個人自我的價值只是為了貢獻社會。這個看法清楚地表現在他有名的“社會不朽論”中﹝4}。既然這種看法能夠存在于胡適這樣一位自 由主義者的思想中，我們大抵可以斷言，五四時期大多數的中國知識分?酒肉朋友l都會以集體之大我為個體之小我的前提。既然有如此之多的五四知識分子以“大我”消融 “小我”的趨勢，“人的神化”殆多指前者而非後者。這方面的趨勢，我們可從傅斯年(1896-1950)的《人生問題發端》中清楚地看出。傅是當時與胡適 關系很密切的學生，亦是五四時代嶄露頭角成為年輕學生一輩的領導人之一。這篇文章發表于《新潮》?五四當時最重要的論壇之一。 傅氏的文章表面上是在提倡一種以個人的自由發展為中心的人生觀，但在這理想背後，傅提出“生活永存”的道理，正是呼應胡適“社會不朽”的主張。所以隨著文 章發展，社會之集體自我逐漸成為傅斯年所關懷的個人自身發展的主要論旨。正如他所強調，個人自我發展的中心思想可以概括為“努力為公”這句哉言。 此一言不僅表示出“集體自我”才是傅斯年的人生哲學的中心義旨，它同時也揭示傅斯年對集體自我的力量深具信心 ?相信此一力量可以達到神化境界。傅斯年在文章最後引述一則“愚公移山”寓言。這則故事取材自道家典籍《列子》。在故事中，愚公與他的兩個兒子想要搬移坐 落在家門前並阻礙交通的兩座巨山。雖然人們告訴愚公事不可為，他卻展現出對人類意志力不可撼動的信心。“雖我之死，其(有)子存焉。子(又)生孫，孫又有 (生)子，子又有子，子又有孫，子子孫孫，無窮匾也。”最後天帝因為愚公的信念與毅力而感動，于是派遣兩位天?室內設計炱N兩座大山背走。 此則道家寓言原意並不在稱頌人類的能力。不錯，此則寓言很贊揚人的決心與毅力這些美德。也是因為愚公有此美德，天帝神靈才會因而感動，並為他搬移兩座巨 山。因此按照《列子》寓言的原意，完成奇跡的是具有超人力量的神靈而非人類。 重要的是，傅斯年對此則寓言的解讀有所不同。對他來說，寓言的意義只在于頌揚人類的能力無敵。而且與其說是相信人類個體自我的無敵，不如說是群體自我的無 敵。傅斯年在文章最後結論道︰“群眾是不滅的，不滅的群眾力量，可以戰勝一切自然界。 根據傅斯年對此寓言的解釋，人民群體之我(collective self ofpeople)取代了神靈，並且戰勝自然。傅氏會有如此診釋並非出于偶然，他正是受到五四思潮中兩種觀念?人的神化與融化自我的集體觀?結合的影響。 既然明白了五四知識分子喜歡談論集體人類的神化，我們就不會訝異為何烏托邦主義在此一時期如此流行。誠然，五四時期的烏托邦主義形式不一，不一定與極端的 人本主義有關。不過，當時人對于人的能力過度自信，至少是烏托邦主義之所以盛行的一個主要原因。 【未完】 －－原載︰《公法評論》，2010-07-13 http://www.gongfa.com/html/gongfazhuanti/hanyushenxue/20100713/1291.html .msgcontent .wsharing ul li { text-indent: 0; } 分享 Facebook Plurk YAHOO! 花蓮民宿  .